产业链是供应链、价值链的核心载体和依存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以中美为核心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正在深刻改变全球产业链的格局，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正向更大范围延伸，使“全球南方”国家产业链受到的震荡更为剧烈。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全球南方”的关键成员，该地区经济发展深受大国战略竞争的影响。本文基于全球产业链变化的趋势，检验非洲现有的产业基础，结合中国与美国各自与非洲产业合作的特点和新动向，以期剖析非洲将如何在大国竞争中选择自己的道路以及面临的挑战。
美国在两任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以“去风险化” 或“美国优先”为名，对中国及多国商品加征关税，采用政治与税收手段吸引制造业回流，或提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政策，引导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的盟友国家，以保障“供应链安全”。此外，美欧政客炒作对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争夺，要降低工业产品与矿产供应对单一来源（尤指中国）的依赖。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发生则更加剧了国际竞争的烈度以及各国对安全议题的重视。
在大国战略博弈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呈现出以下几个变化趋势。第一，20世纪90年代由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正在向多圈层的区域化转变。最大的圈层是全球市场范围的商品流通与分工合作。对于大宗商品、标准化工业产品、全球性知名消费品牌等方面的生产和销售，经济效益与比较优势依然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也因此仍会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全球范围的产业链布局。政治经济的最基本圈层则是以国家为单位，着重考虑政治因素，或经济安全因素，其涉及的产业是关键的高科技部门或涉及民生的保障性部门。位于全球与国家之间的是基于地域、政治、文化等多因素考虑而建立的跨国地区性圈层，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东非共同体（EAU）、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金融体系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由于众多“全球南方”国家市场狭小、力量薄弱，它们更需要组成区域市场，扩大规模并互相协作。这一圈层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被细分为更多交叉重叠的层级。在全球市场一体化遇阻之后，这些基于不同因素的跨国联合体对于塑造未来数十年的国际产业链形态至关重要，是变数最大的圈层，可塑性也最强。
第二，随着多元区域体系的出现，国际技术体系与标准也可能发生分化。在尖端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等方面，美国试图通过“小院高墙”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而中国企业也在数字技术、高铁、绿色技术等多个产业领域取得了全球领先地位，并在其他领域奋力突破“卡脖子”环节并争夺未来技术标准的制定权。相关国家围绕着这些引领未来的产业与技术的激烈竞争，有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逐渐形成不同技术标准和体系共存的状况。
第三、随着全球产业链发展为多层次多元的产业体系组合，各国和企业都更加重视产业链的“韧性”和“可控性”。与此相应，效率和利润不再是企业经营考虑的决定性因素，产业布局会更全面地衡量政治、安全、社会等多个维度。这也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世界各国而言既是新挑战，也是新机遇。非洲地区在新自由主义提倡的经济全球化中并没有得到所预想的发展结果，在新的大国战略竞争格局中，非洲应该怎样应对和调整也成为国际发展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20世纪80年代，当新自由主义支持者在全球范围推行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华盛顿共识”之时，非洲国家遵照西方援助机构的要求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取消对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和补贴，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放开市场，希望能在全球竞争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其结果却是，非洲制造业总体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衰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制造业附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981年为17.89%，在2010年最低点时仅为9.7%，到2023年反弹至11.71%，但在世界经济动荡重组的大环境下，2024年又下跌至10.65%。
由此，非洲经济呈“服务—资源二元”格局。服务业是非洲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尤其自非洲自贸区正式运行以来，非洲服务业迎来重要机遇，涉及商业、旅游、金融等重点开放领域。服务业扩张也成为非洲经济保持稳健增长态势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农业和矿业对非洲经济发展，尤其是出口创汇举足轻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指出，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非洲国家对于大宗商品（能源、初级农产品、矿产）出口的依赖尤为突出，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非洲54个国家中有46个国家（85%）大宗商品占出口总额比重超过60%。
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再到取得民族国家独立至今，非洲长期作为欧美的原材料供应地，大多数国家没有完整的工业部门，当地的电力、水力供应也往往比较落后，无法满足大规模生产需要。交通设施简陋失修，政治地理复杂，非洲地区内部分割严重，物流不畅。加之，众多非洲国家缺乏高效的行政和教育系统，其劳动力的专业技术水平与管理者协调统筹组织的能力均有待大幅提高。这些因素在多个层面上制约了非洲国家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只能局限于简单劳动或资源采掘等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在政治经济上都依附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在此历史环境下，同样从贫穷落后中起步的中国所取得的工业化成功引起了非洲国家极大的兴趣。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影响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贸易不仅激励了非洲国家开始新一轮的工业化实验，更为非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方式和发展经验。并且，中国与非洲富有特色和成效的合作还推动了西方大国重新审视调整其与非洲的关系和竞争策略。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是“全球南方”合作的一部分，与传统西方国家居高临下的姿态不同，中非合作具有以下三方面特色：一是政治上平等互信。中非双方自独立以来数十年间不顾外界局势变化，而能共同努力，稳步推进完善合作机制，这本身反映了中国与非洲政治理念的高度契合，是长期伙伴关系的根本保证。二是产业上高度互补，尤其在工业化领域。非洲国家在21世纪积极发展制造业，非盟出台了《加速非洲工业化发展行动计划》《2063年议程》等战略，均将工业化作为促进非洲发展的关键，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南非等国也积极推出本国的产业政策。中国则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和产能，欲进一步拓展市场就需要走出去，为工业基础薄弱的非洲国家提供产业对接。此外，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庞大的工业生产体系对非洲的资源类产品有巨大的需求，主要从非洲进口矿物、石油以及农产品等，而非洲国家在基建、工厂、民生等方面则需要价廉物美的中国机械及运输设备等工业产品。基于双方互补性经济结构，中国自2009年起已经连续16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三是机制上务实全面，以中非合作论坛为开展集体对话、深化合作的主要平台，保证各方的观点诉求得以充分交流表达，并从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个层面进行建设。例如，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主席提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涵盖文明互鉴、贸易繁荣、产业链合作、互联互通、发展合作、卫生健康、兴农惠民、人文交流、绿色发展和安全共筑多个领域，这为推动非洲新的工业化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非洲以往工业化的最大困难在于各类要素难以组成体系，中非合作论坛全面的交流与协调对于双方建立产业化的合作机制有重要意义，也在实践中展现了成效。
根据产业互补和务实渐进的原则，中国近年来帮助非洲改善其产业结构，实现更多元化的经济增长。第一，贸易与基建先行。中国政府通过降低非洲部分国家的关税直至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家免除进口关税、简化海关手续等方式，促进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双方还在标准认证、检验检疫等领域加强合作，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中国企业对非洲融资投资建设了大量铁路、公路、港口、能源设施及工业园区，显著提升了非洲的互联互通水平和经济发展能力，为非洲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非洲的基建吸取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经验，没有简单地依赖市场或政府单方面力量，而是将基建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与公共效益综合考虑，遵循以生产力总体增长来衡量基建效果的思路，以期“形成大型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第二，增加面向非洲本地市场的制造业投资。尽管曾有经济学家预言，非洲会依靠人力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但在实践中发现非洲的工业体系和配套设施过于薄弱，难以符合国际产业严格的质量和交货时间要求。而地缘政治竞争导致的全球产业链波动进一步打击了非洲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发展。相关调研发现，在非洲国家能长期经营、实现可持续发展，甚至能带动当地企业共同成长的中资工业企业，大多都着眼于非洲国家本土市场，生产和销售都扎根在非洲，主要行业则包括建材家具、塑料制品、食品医药、服装鞋帽等民生领域。中国庞大而齐全的制造业体系为在非洲投资的中国工厂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产业支持力量，使他们能够轻松快速地构建生产能力，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而跟随效仿的当地企业也往往能从中国找到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的供应。
第三，进行广泛的产业升级。工业化并不能狭隘地仅仅理解为工业发展，也体现在采掘业、农业、电信数字等领域，及其价值链的延伸。早在西方国家炒作关键矿产议题之前，中国对非投资就为非洲矿产资源开发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保障了中国的资源安全。例如，中国有色金属集团不仅收购了赞比亚的铜矿，还在矿区上建设了冶炼工业园，提高了当地矿业的附加值，推动了非洲国家矿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农业企业也在非洲建设了多个农业种植园，在种植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同时，配套建设了农产品加工厂。这些项目提高了当地农业的生产效率，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在电信业方面，除了华为、中兴等中企为非洲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巨大变革外，传音、四达、欧付宝（Opay）、长沙非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Kilimall）等数字电信公司在非洲开展了各类软硬件领域的业务，显著提高了非洲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水平，帮助非洲国家建设了自身的数字产业体系。
第四，除了国家层面的经贸活动，中国也重视非洲区域与大陆层面的合作，如帮助东非国家构建跨国铁路网和工业园，以促进区域贸易与制造业发展。在非洲大陆自贸区成立后，中国政府与企业积极推动非洲大陆范围的贸易流通和经济一体化，期望通过扩大的市场提升产业的规模效应。
历史上，非洲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基本都是次要和附属的，往往为其他更核心利益服务。冷战时期，为了同苏联在非洲争夺势力范围，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力度相当大。但冷战结束后，政治争夺的激烈程度大幅下降，克林顿政府也相应地减少了对非援助。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对非政策则主要是配合中东地区反恐行动，遏制扩散。直到奥巴马任上，鉴于中国等新兴国家在非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才大幅调整对非战略，将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作为与非洲合作的支柱。
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开始逐渐增加在亚非等地区的基建投资与合作，以期抗衡“一带一路”倡议，扭转其在发展中国家影响不断减弱的局面。从2018年签署《更好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Build Act），到2019年推出“蓝点网络”（BDN），再到2021年提出“重建美好世界”（B3W）概念，美国政府于2022年发布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美国在基建领域对华竞争的战略布局日益清晰。来自美方媒体、政界人士等软性攻击渐渐转向中国在非洲的交通、管道、缆线等有形的硬基建项目，聚焦战略关键点。其中，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关键是洛比托经济走廊（Lobito Corridor，又称“跨非走廊”），包括连接刚果（金）南部、赞比亚西北部和安哥拉洛比托港的硬连通，涉及铁路和公路等硬基建。2022年12月，美国与刚果（金）和赞比亚签署了关于增强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的三方协议。在此基础上，美国与欧盟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宣布共同支持赞比亚、安哥拉和刚果（金）三国建设洛比托经济走廊，以增强这三国间的贸易通道与经济联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项目是在2023年内开启更新赞比亚与安哥拉铁路线的可行性研究。这条铁路线主要位于安哥拉南部，在十余年前由中国企业修建，但使用效率和运营状况不佳。美欧之所以有意更新这条铁路，与其针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链“去风险”政策相关，欲为刚果（金）与赞比亚的关键矿产（如钴、锂等）向欧美出口提供便利。这一项目体现出美方在非洲的基建既要依托中国已建项目，以节省经费和时间，但又针对中国，渲染政治安全风险，要进行产业“脱钩”。
即使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美国在对非洲国家设置关税壁垒和削减援助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在非洲的关键矿产争夺与洛比托走廊的建设。2025年1月，美国在刚果（金）启动小规模铜钴供应链专业化项目；3月，美国与刚果（金）政府确认正在进行战略矿产伙伴关系会谈，旨在确保美国能长期稳定获取该国的关键矿产。硅谷独角兽企业——科博得金属（KoBold Metals）宣布在刚果（金）投资，将高科技资本引入了非洲矿产勘探，还将通过数据数字化重塑投资环境。尽管洛比托走廊的主干铁路工程进展缓慢，但美欧同时进行了灵活多元的配套建设。例如，2024年7月，美国进出口银行批准了16亿美元直接贷款支持在安哥拉南部四省建设65个光伏太阳能微电网；2025年1月，欧盟向安哥拉提供7 650万欧元援助计划，用于贸易、培训等配套项目；美国公司水力链接（Hydro-Link）签署了一项价值15亿美元的协议，将建设一条输电线路，利用安哥拉的水电为刚果（金）的矿山供电，进一步整合了该走廊的生态系统。截至2024年12月，美欧已总共承诺向洛比托走廊建设提供超过60亿美元资金，对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非洲其他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关注，但也导致欧美在非洲资源投入严重不平衡。
美欧将基建作为在非洲开展大国博弈的抓手，与中国在非洲大陆争夺影响力，并利用非洲推进自身地缘政治利益。此举加剧了非洲地区关键矿产国际竞争的烈度，将非洲作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而非国际合作的大舞台，是违逆时代潮流之行为，未能充分尊重非洲的主权和资源开发、产业发展的切实需求，与当下非洲自主发展、全球治理倡议要义相悖。
当前，围绕着中美竞争展开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与过去两个世纪的国际竞争有根本区别，中国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崛起带来了新的多元化政治经济态势。与单纯从国家实力角度出发讨论世界多极化不同，“多元”指的是摒弃霸权思维、反对强制推行霸权国制定的标准，而提倡平等多样的交流合作，鼓励不同文明包容互鉴。进入21世纪以来，南南合作从理念到具体操作都打破了西方旧有单一维度的局限与束缚，从经济、金融到文化、政治等领域根据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灵活调整，逐渐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经验做法，并设立了金砖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等一系列国际合作的新机制。因此，目前的大国竞争不只是以往西方强权之间争斗的翻版，而是反映了南方新兴体系对传统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冲击。
在“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非洲国家的自主平等意识也在增长。在政治上，它们不愿意“选边站”，成为任何外部大国的从属国。例如，特朗普政府曾在2019年要求非洲政府在中美间“选边战”，遭到大多数国家拒绝。在经济上，非洲国家以本国发展为首要目标，希望外国投资者能在本国创造就业和税收，重视自身经济安全，不愿意过度依赖外部力量。不过，这一态度本身又反映了非洲对于自身“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认同，以及与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理念的高度契合，这也是双方保持长期平等互利合作的根本保证。
在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打压不断加码，并试图扰乱世界现有经济秩序、重塑西方霸权之时，非洲国家也面临国际竞争加剧的严峻形势。有些重要国家，如南非、埃塞俄比亚等国受到巨大冲击，而安哥拉、刚果（金）等部分非洲国家则受到西方的胁迫引诱。不过，非洲国家对美西方“分而治之”的意图和全球地缘政治力量东升西降的趋势有清醒认知。更重要的是，它们从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崛起中看到了与以往不同的国家发展路径和前景，希望能延续平等互利的国际经贸合作，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外资，增加出口品类和目的地的多元化，促进自身经济增长与现代化。非洲与中国等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在面对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挑战时有高度的共同利益和类似看法，因此在重塑全球产业体系和改进现有国际政治经济规则时，也成为中国的重要伙伴和依托。例如，在面对美国的积极拉拢时，赞比亚展现出了成熟和务实的外交策略。哈凯恩德·希奇莱马（Hakainde Hichilema）总统领导下的政府明确表达了深化与美国伙伴关系的愿望，积极欢迎西方投资，但同时也谈到中国是赞比亚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在矿业、基础设施还是贸易领域，与中国“脱钩”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国家利益，并将其与中国的合作视为推动国家经济改革和实现发展目标的关键途径。
由此可见，当下的世界地缘政治竞争与其说要求非洲做出选择，不如说给非洲增加了选项，使非洲能与更多的伙伴联系，开展更多形式的合作。这对非洲来说是一个发展机遇，非洲国家可以打破长期以来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依赖矿产采掘和初级农产品出口的局面，而有望通过“全球南方”合作发展国内基建和产业循环，开辟新的出口市场，并引入高科技赋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这也是个挑战，最大的困难并非来自外部，而在于非洲国家与区域能否协调好内部的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基建等各因素来适应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全球南方”的崛起拓宽了非洲国家向前发展的视野，但非洲的产业发展之路仍需非洲人脚踏实地地前行。
原文请见《专家笔谈·贸易关税冲击下“全球南方”价值链的调整与应对》，载《西亚非洲》2025年第6期